日前，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谈峥以“玫瑰色的异域，精灵出没的海岛——莎士比亚与一种文艺复兴精神”为题在该校作报告。
复旦外院有着悠久的莎剧研究传统，先后涌现出了林同济、孙大雨、戚叔含、索天章、杨烈、陆谷孙等一批优秀的学者。谈峥师承陆谷孙先生，他在报告中“紧抓莎剧的文字”，漫谈文艺复兴的文化氛围与“地理大发现”及随后西方殖民地的开辟，对莎士比亚剧本所充斥的浪漫与奇妙色彩的影响，认为剧本中所描绘出人性的两面性，展现了文艺复兴晚期的一种高度现实主义的精神。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何谓“玫瑰色的异域”？十四世纪晚期兴起的文艺复兴，被视为中世纪的结束和现代世界的开始，这一时期，宗教神学已不能主宰人们的精神生活。与之相关，人文主义诞生，人们开始注重人类的价值、个人的尊严和自我的完善。
这一时期，像莎士比亚这样的作家，接触到了大量的新故事、新材料、新意象、新主题，伴随而来的是眼界、题材、主题的世界性。文艺复兴的发起之地——意大利，也成为人们为之向往的玫瑰色的异域。
莎士比亚的许多剧作的题材便来源于意大利，例如,《威尼斯商人》和《奥赛罗》等。为人熟知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便讲述了在那遥远的浪漫国度里，年轻人愿意为了爱情而牺牲生命的故事。
值得一提的是，与莎士比亚生活在同一时代的明代戏曲家汤显祖，受当时明末的“童心说”与“性灵说”等的影响，他的作品《牡丹亭》与《罗密欧与朱丽叶》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例如，杜丽娘和朱丽叶都是大胆地追求能作为自由的个人来恋爱。
在谈峥看来，莎士比亚是生逢其时的。
莎士比亚出生在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期。英国舰队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后，大航海时代带来了英国商业和经济的大发展，让英国从一个小国、弱国，走向了一个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强国。在这个群星璀璨的时期，英国涌现出一批著名的诗人、剧作家与哲学家，莎士比亚也在英国戏剧的“黄金时代”中成长起来。
成年的莎士比亚和跟他同时代的其他剧作家，把英国戏剧的内容从宗教灌输和道德说教的神话剧与道德剧，转移到了人的丰富复杂的情感、欲望、道德和政治上来，并把原来粗糙、简单、内容单薄的戏剧，改造成了一种丰满、复杂、人物众多、情节曲折、表现手法多样的戏剧。
15世纪中叶，“地理大发现”与西方殖民开始，哥伦布等航海家陆续开始了大航海探索，伴随16世纪英国海外扩张开启，这些航海事件为莎士比亚的写作带来了全新的题材。他的戏剧《暴风雨》中危险的航海，呼风唤雨的魔法，海岛上的精灵与怪物，美貌年轻人的浪漫爱情背后曲折地反映了西方殖民历史。
谈峥认为，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至少是有两种倾向：理想化与高度的现实主义。他举例说，诸如波提切利、米开朗琪罗等文艺复兴鼎盛时期的艺术家，在极致的理想化中呈现出对“美”的追求，而和莎士比亚同时代的文艺复兴晚期的画家卡拉瓦乔，抛弃了这种理想化的表达，用“不完美”画出生命的“戏剧”。
这种高度的现实主义倾向，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也可以清晰地看到。
正如，莎士比亚代表性剧作《哈姆雷特》，全剧所凸显的正是人类的这种双重性。那段广为人知的独白，“人类是多么伟大的一件作品”（What a piece of work is man），借哈姆雷特之口，表达了对人无尽的赞美，也点出了为人的两难。
在“To be or not to be”这段经典独白中，being本质上是一个哲学概念。存在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行动。而人的自由，实质上就是选择行动的自由。
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选择，不行动，我们就不存在了。哈姆雷特所面对的，正是一个“行动还是不行动”的重大选择。这种充满哲学张力的思考，也让谈峥更赞同将句中的“being”翻译成“存在”。
一个多小时的报告即将走向尾声，伴着室外轰响的暴雨声，谈峥说：“拒绝片面化、脸谱化，把人看成一个复杂的、具有两面性的存在，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一批大师们的共同特点。不同于在新柏拉图主义影响下，文艺复兴极盛期所呈现的理想化倾向，这也是一种文艺复兴的精神，也是我们今天还要阅读莎士比亚的一个重要原因。”
新民晚报记者 张炯强
关键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