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文化周刊丨文艺随笔：百代文宗韩愈
程应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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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继承先秦两汉散文传统，反对专讲声律对仗而忽视内容的骈体文。其文章气势雄伟，说理透彻，逻辑性强，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百代文宗”之名。他提出的“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散文写作理论，对后人极具启发作用，其《师说》影响深远。
韩愈三岁时，便成孤儿，由其兄韩会抚养。因为孤苦，韩愈从小便刻苦向学，无须别人嘉许勉励。他七岁时，言出成文。十三岁时，就写得一手好文章。十九岁时，至京师长安，当时为文崇尚仿古，模仿扬雄、董仲舒的著述风格，而独孤及、梁肃学问最为深奥，受人推崇。韩愈刻意与其交往，锐意钻研，希望自己在一代人中崭露头角。然而，他之后三次参加科考皆失利，直至公元792年，终登进士第。也就在这一时期，他的文章在公卿间传阅时，被前宰相郑余庆大加赞赏，一时之间，韩愈之名鼎沸。
韩愈谈文论道直爽坦率，从不畏惧或回避什么，操行坚定纯正，却不善于处理人际俗务，因而一直得不到任用。直至公元796年，韩愈受宣武节度使董晋推荐，得试秘书省校书郎，并出任宣武军节度使观察推官。在任观察推官三年间，韩愈利用一切机会，极力宣传自己对散文革新的主张。宣武兵变后，韩愈应徐、泗、濠三州节度使张建封之聘，出任节度推官，试协律郎。一年后，前往长安朝参加吏部考试，通过铨选，被任命为国子监四门博士。
此后几起几落，屡遭贬斥，韩愈写下《进学解》以自喻。宰相李吉甫读过后很是同情，认为他史学才识超群，于是同年三月改韩愈为比部郎中、史馆修撰。虽然韩愈才识丰厚，忠心可鉴，但因他一向豁达率真，心直口快，难免有粗疏之处，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起落于重用与被贬的轮回里。
所谓“成也文章，败也文章”，用在韩愈身上再恰当不过了。韩愈“发言真率，无所畏避”，“鲠言无所忌”，敢于讲话，敢讲真话，有内容、有深度、有力量，用语独到，气势磅礴，不同凡响。
韩愈被贬后，曾写下“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的诗句，表达了自己忠心进谏、一心为国为民的情怀。
韩愈尊儒却不墨守。在《读墨子》一文中说“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这样的言论显然同他尊崇孔孟之道有所抵牾。对于这样的言论，有人指为“刺谬”。
韩愈敢于突破流俗。《讳辩》一文，是他“考之于经，质之于律，稽之以国家之典”，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专为李贺不得应举而发表的意见。李贺之父名晋肃，“晋”与“进”同音，为了避讳，李贺便不得举进士。对于这样的世俗之见，韩愈不以为然，更有《师说》一文，不顾流俗，不怕笑侮，得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结论，揭示“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道理，可谓勇气鼎沸，胆识过人。
韩愈吐辞造语精工。在《进学解》一文中，就有“业精于勤”“刮垢磨光”“贪多务得”“含英咀华”“佶屈聱牙”“同工异曲”“动辄得咎”“俱收并蓄”“投闲置散”等等，业已传为流行的成语；还有“提要钩玄”“焚膏继晷”“闳中肆外”等成语，也是从此文语句中凝缩而来。
韩愈也写诗，其诗作，长篇居多，气势雄大，意象怪奇。他的诗思一旦喷涌，便宛如江河破堤，一泻千里。欧阳修曾评价说：“退之（韩愈字）笔力，无施不可，而尝以诗为文章末事……然其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一寓于诗，而曲尽其妙。”
白居易说韩愈“不交势利，自致名望”。这名望，于韩愈而言，来自文字的成分大抵会更多一些。韩愈的文章之所以被传诵不绝，成为后人师法之典范，其造语精工，无人企及，恐怕是极为重要的一个原因。可以说，韩愈被后人尊为“百代文宗”是名副其实的。（程应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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