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副院长季烨近日在第九届两岸智库学术论坛发表论文表示，过去30年两岸互动的历程表明，两岸制度化商谈主要面临着三方面障碍：一是两岸商谈的政治基础有待夯实；二是两岸商谈成果的监督机制有待厘清；三是两岸商谈议题的可持续性有待拓展。
季烨在论文《从汪辜会谈三十年看两岸制度化协商与谈判》中表示，30年前，在两岸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政治基础上，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汪道涵与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辜振甫在新加坡举行会谈，实现了两岸双方首次以受权民间团体名义举行高层会谈，标志着两岸关系发展迈出历史性的重要一步，其创造的历史价值影响深远，其蕴含的历史经验历久弥新。
季烨认为，过去30年两岸互动的历程表明，两岸制度化商谈主要面临着以下障碍：第一，两岸商谈的政治基础有待夯实。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不仅是两岸两会制度化协商谈判的政治基础，也是两岸主要政党良性互动的政治基础，更是2008年以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作为两岸关系制度化建设的载体，两岸协议的创制和实施也体现了一个中国的基本法律原则。对此，岛内分离主义势力持矛盾立场：他们一方面对一个中国原则心存排斥，另一方面却试图维系既有的两岸商谈机制和两岸协议成果。这一错误立场延续至今，侵蚀了两岸协商谈判的共同政治基础，不但使顺利恢复运作8年的两岸两会机制再度停摆，也影响了两岸协议实效性的全面发挥，更成为两岸后续制度化协商谈判的最大障碍。
第二，两岸商谈成果的监督机制有待厘清。由于国家认同的差异和政党斗争的需要，两岸协议在台湾地区的生效进程倍加曲折。从时间维度来看，台湾地区已爆发了关于两岸协议监督机制的两次“大辩论”，并在“太阳花学运”中提出了所谓“两岸协议监督机制法制化”的诉求。从场域维度来看，两岸协议的生效进程不仅来自于台湾地区立法机构的“场内”纷争，也越来越多地需要直面“公投”的“场外”挑战。然而，所谓“法制化”的诉求难掩其“政治化”的本质。当年一手操弄“太阳花学运”的民进党上台已近8年，何曾记得所谓“法制化”的承诺？
第三，两岸商谈议题的可持续性有待拓展。两岸协商谈判曾一度标榜“民间性、经济性、事务性、功能性”。然而，随着两岸关系发展的迈向“深水区”，无论是就谈判结构还是议题设定而言，“白手套”由厚变薄，两岸协商谈判的官方性、政治性也日益明显。大陆方面早在1998年就已宣布，愿意授权海协会与台湾方面进行政治谈判的程序性商谈。与祖国大陆相比，台湾当局更需要通过政治对话来解决其在军事安全、国际活动等问题上的困境。事实上，事务性议题的谈判绕不开政治分歧，政治分歧的协商探讨完全可以为事务性议题的谈判拓展新的空间，两岸两会协商谈判机制在二者的互动过程中大有可为。
季烨认为，2016年民进党在台湾地区重新执政以来，拒不接受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导致两岸联系沟通和协商谈判机制中断。在此背景下，大陆方面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更加强调单边政策驱动，不断完善保障台湾同胞福祉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逐步为台湾同胞在大陆学习、创业、就业、生活提供与大陆同胞同等的待遇。可以预见，随着大陆自身的发展，大陆对台政策的自主性将更加强化，以我为主将成为大对台政策思维的主导逻辑。
关键词：
